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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講述” 四史學習教育活動(二十三)

來源:暫無   作者:西林中學  發表時間:2020-09-08 08:47  瀏覽次數:15 次 

0黨支部“四史”主題學習

——“微講述” 四史學習教育活動(二十三)

 

 

 

 

講述人:沈欣玥

講述內容: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微講述—沈欣玥.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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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6年,正當我國剋服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完成經濟調整任務、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是當時的稱呼,實際上它根本不能稱為革命,而只是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場內亂。這場“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為它由文化領域的批判開始。

 

一、“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的“左”傾錯誤批判不斷升級的背景下,196511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該文是江青到上海秘密組織策劃的,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毫無根據地把他響應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於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一劇中描述明朝歷史上海瑞所進行的“退田”“平冤獄”,同1962年受到指責的“單干風”“翻案風”聯繫起來,作了猛烈政治攻擊。

      19662月初,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下,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對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時約束,不贊成把它變為嚴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綱”發出後的一段時間里,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批判運動有所緩和,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極度不滿。

      江青看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在取得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後,於2月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巨大成績,它提出的種種嚴重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是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的。

      1966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隨即,彭真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這些接連發生在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層的嚴重政治事件,同報刊上氣勢洶洶的政治批判相呼應,在黨內外引起強烈震動,造成到處都有“階級鬥爭”的緊張空氣,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義”的巨大錯覺。

 

二、兩次中央會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5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尖銳的批判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據。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的標誌,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會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開展起來。

 

 

2、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8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全會根據毛澤東意見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十六條”同“五一六通知”一樣,沒有對“走資派”“左派”“右派”這些概念提出明確的判別標準,沒有對如何實現黨的領導作出具體規定。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長過火鬥爭的內容,卻在很大範圍內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動和嚴重的社會動亂。會議期間和會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些中央領導人相繼受到批判,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集體領導。這次中央全會通過的“十六條”等決定,在黨內完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運動初期之所以有那麼多幹部、群眾投身其中,有著複雜的原因。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的認識,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看作階級鬥爭,把只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並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里行之有效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未能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現象滋長。到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從而使為人民熱愛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任而得勢橫行。這些因素聚在一起,使黨終於無法制止“文化大革命”這場嚴重災難的發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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